摘录（昭公三年）：

正月乙未，入，逆而出。遂会于虢，寻宋之盟也。祁午谓赵文子曰：“宋之盟，楚人得志于晋。今令尹之不信，诸侯之所闻也。子弗戒，惧又如宋。子木之信称于诸侯，犹诈晋而驾焉，况不信之尤者乎？楚重得志于晋，晋之耻也。子相晋国以为盟主，于今七年矣！再合诸侯，三合大夫，服齐、狄，宁东夏，平秦乱，城淳于，师徒不顿，国家不罢，民无谤讟，诸侯无怨，天无大灾，子之力也。有令名矣，而终之以耻，午也是惧。吾子其不可以不戒！”文子曰：“武受赐矣！然宋之盟，子木有祸人之心，武有仁人之心，是楚所以驾于晋也。今武犹是心也，楚又行僣，非所害也。武将信以为本，循而行之。譬如农夫，是穮是蓘，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。且吾闻之：‘能信不为人下。’吾未能也。《诗》曰：‘不僣不贼，鲜不为则。’信也。能为人则者，不为人下矣。吾不能是难，楚不为患。”

译文：

正月乙未日，（楚国公子围）进入郑国都城，举行迎亲仪式后便离开了。随后，晋、楚等诸侯在虢地会盟，目的是重申和巩固宋国之盟（弭兵之会）的约定。

祁午对赵文子说：“在宋国的盟会上，楚国人（指令尹子木，即屈建）在道义上压倒了晋国。如今这位新任令尹（指公子围，即后来的楚灵王）素来不讲信用，这是诸侯们都知道的。您如果不加以戒备，恐怕晋国又要重蹈宋盟的覆辙。当年子木虽然在诸侯间享有‘守信’的声誉，尚且用欺诈的手段凌驾于晋国之上，更何况像公子围这样尤其不讲信用的人呢？如果楚国再次在道义上压倒晋国，这将是晋国的奇耻大辱。

您辅佐晋国，担任盟主，至今已有七年了！这期间，您两次召集诸侯会盟，三次召集卿大夫会盟，使齐国和北方的狄人归服，安定了东方诸国，平定了秦国的内乱，为齐国的淳于城筑城。您的军队没有受挫，国家没有疲敝，百姓没有怨言，诸侯没有不满，上天也没有降下大灾，这一切都是您的功劳。您已经获得了美好的声誉。但如果最终却以耻辱告终，这正是我所担忧的！您实在不能不加以警惕啊！”

赵文子回答说：“我接受您的教诲了！然而在宋国的盟会上，子木其人心怀祸害他国的意图，而我则怀有仁爱他国的心意，这正是楚国得以凌驾于晋国之上的原因。如今我的心思仍然和当年一样。楚国如果再行僭越之事，但只要我坚守本心，就不足以构成对我的伤害。

我将把‘信’作为立身治国的根本，遵循它去做事。这就好比农夫一样，勤于除草培土（是穮是蓘），即使偶尔遇到饥荒，也必定会有丰收的年景。况且我听说过：‘能够坚守诚信的人，不会甘居人下。’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做到，但我正以此为目标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不欺诈，不残害，很少有人不以他为榜样。’说的就是‘信’啊！能够成为他人效法的榜样，自然就不会居于人下了。我努力做到这一点尚且困难，又何必去担忧楚国呢？”

解析：

背景与危机：

宋之盟的阴影：公元前546年的“弭兵之会”（宋之盟）本意是停止晋楚争霸，但楚国令尹子木（屈建）在歃血顺序上用计，使楚国排在晋国之前，使晋国在道义上受挫。

新令尹的威胁：公子围（楚灵王）以贪婪、残暴、不讲信用著称。祁午担心他会在虢地会盟上故技重施，甚至更进一步，使晋国再次蒙羞。

祁午的忧虑：

祁午是赵文子的得力家臣，他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，强调对楚国必须“戒备”。

他列举了赵文子七年来作为盟主的辉煌政绩，以此说明晋国来之不易的霸业和声誉，不容有失。

他的核心观点是：在强权政治中，面对不讲信用的对手，仅靠仁德是不够的，必须要有防范和对抗的准备。

赵文子的回答——“信以为本”的哲学：

剖析宋盟失败的根源：赵文子认为，宋盟之耻并非因为晋国军力不强，而是因为楚国“有祸人之心”（存心不良），而晋国“有仁人之心”（心存仁义），导致在道义博弈中落于下风。

坚守本心：他强调自己“犹是心也”，即依然坚持仁德和诚信的原则。他认为，只要自身行得正，即使对手行“僣”（僭越、不轨）之事，也无法真正伤害到晋国的根本。

以农耕为喻：他用农夫勤于耕作，终有丰年，比喻只要坚持“信”的根本，长期行之，国家必能兴盛，不会因一时的挫折而败亡。

引用经典：他引用《诗经》名句，强调“不僣不贼”（不欺诈不残害）的诚信之人，自然会成为他人效法的榜样，从而获得真正的尊重和领导地位，而非依靠权谋压制。

两种政治理念的碰撞：

祁午代表“现实主义”：主张审时度势，对敌手保持警惕，以实力和策略维护霸权。

赵文子代表“理想主义”：主张以德服人，以信立国，认为道德的力量最终会战胜权谋。

赵文子的回答并非天真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战略自信。他相信，晋国的长治久安和真正的霸主地位，不在于一时的争强好胜，而在于建立一个以“信”为核心的、值得信赖的国际秩序。

总结：

这段对话是《左传》中关于政治伦理与外交战略的深刻探讨。祁午的忧虑切中时弊，反映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、强权横行的现实。而赵文子的回答则展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道德勇气。他提出的“信以为本”的理念，超越了简单的权谋之争，指向了国家长治久安和国际秩序重建的根本。尽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，这种理想主义可能显得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但它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光辉，至今仍值得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