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录（昭公三年）：

季武子伐莒，取郓，莒人告于会。楚告于晋曰：“寻盟未退，而鲁伐莒，渎齐盟，请戮其使。”乐桓子相赵文子，欲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，使请带焉，弗与。梁其踲曰：“货以藩身，子何爱焉？”叔孙曰：“诸侯之会，卫社稷也。我以货免，鲁必受师。是祸之也，何卫之为？人之有墙，以蔽恶也。墙之隙坏，谁之咎也？卫而恶之，吾又甚焉。虽怨季孙，鲁国何罪？叔出季处，有自来矣，吾又谁怨？然鲋也贿，弗与，不已。”召使者，裂裳帛而与之，曰：“带其褊矣。”赵孟闻之，曰：“临患不忘国，忠也。思难不越官，信也；图国忘死，贞也；谋主三者，义也。有是四者，又可戮乎？”乃请诸楚曰：“鲁虽有罪，其执事不辟难，畏威而敬命矣。子若免之，以劝左右可也。若子之群吏处不辟污，出不逃难，其何患之有？患之所生，污而不治，难而不守，所由来也。能是二者，又何患焉？不靖其能，其谁从之？鲁叔孙豹可谓能矣，请免之以靖能者。子会而赦有罪，又赏其贤，诸侯其谁不欣焉望楚而归之，视远如迩？疆埸之邑，一彼一此，何常之有？王伯之令也，引其封疆，而树之官。举之表旗，而著之制令。过则有刑，犹不可壹。于是乎虞有三苗，夏有观、扈，商有姺、邳，周有徐、奄。自无令王，诸侯逐进，狎主齐盟，其又可壹乎？恤大舍小，足以为盟主，又焉用之？封疆之削，何国蔑有？主齐盟者，谁能辩焉？吴、濮有衅，楚之执事岂其顾盟？莒之疆事，楚勿与知，诸侯无烦，不亦可乎？莒、鲁争郓，为日久矣，苟无大害于其社稷，可无亢也。去烦宥善，莫不竞劝。子其图之！”固请诸楚，楚人许之，乃免叔孙。

译文：

季武子（鲁国权臣季孙宿）攻打莒国，夺取了郓地。莒国人向正在举行会盟的诸侯控诉此事。

楚国（作为盟主之一）向晋国提出交涉：“我们刚刚在虢地重温盟约，盟誓的血迹未干，鲁国就攻打莒国，这是对盟约的亵渎！请诛杀鲁国的使者（指叔孙豹）以示惩戒。”

当时，乐桓子辅佐赵文子（赵武），他想向鲁国使者叔孙豹索取贿赂，以便替他向赵文子求情。于是派人向叔孙豹索要一条玉带，叔孙豹没有给。

叔孙豹的家臣梁其踲劝他说：“财物是用来保护自身的，您何必如此吝惜呢？”

叔孙豹回答说：“诸侯会盟，本意是保卫各自的国家。如果我靠行贿得以免罪，那么鲁国必将因此遭受楚国的军事打击。这等于是给国家招来灾祸，还谈什么保卫国家呢？人之所以有围墙，是为了遮蔽丑恶。如果围墙有了缝隙，那是谁的过错呢？现在我作为国家的代表，却做出行贿这种丑事，岂不是比墙有缝隙更恶劣吗？我虽然怨恨季孙（季武子）擅自兴兵，但鲁国本身有什么罪过呢？历来都是季孙掌权，叔孙（指自己家族）处于从属地位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，我又能怨恨谁呢？再说，乐桓子索贿，我不给，他难道会没完没了（不已）吗？”

尽管如此，叔孙豹还是叫来楚国的使者，撕下一块衣裳的布帛交给他，说：“就用这块布当带子吧，它可够窄的了。”（意为：我没有玉带可送，只有一块破布，讽刺对方贪婪。）

赵文子听说了这件事，赞叹道：“面临祸患而不忘记国家，这是‘忠’；考虑自身安危却不超越本分（指不以私利损害国事），这是‘信’；谋划国家大事而忘却个人生死，这是‘贞’；能为君主谋划这三种美德，这是‘义’。一个人同时具备忠、信、贞、义这四种美德，又怎么可以被杀戮呢？”

于是赵文子向楚国请求说：“鲁国虽然有罪，但它的执政大臣（叔孙豹）并不逃避危难，他敬畏盟主的威严，恭敬地接受命令。如果您赦免了他，就可以勉励其他诸侯的臣子效仿。如果您的官吏们在国内不回避污浊的差事，出使国外不逃避危难，那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祸患的产生，正是因为对污浊不加治理，对危难不敢承担，这才是问题的根源。能够做到这两点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

不任用有才能的人，谁会跟从您呢？鲁国的叔孙豹可以说是‘能’者，请赦免他，以安定和勉励有才能的人。

您在会盟时，既赦免了有罪之国的使者，又奖赏了他的贤德，诸侯们谁会不欣然向往楚国，归附于您，把远方看得如同近邻一样呢？

边境上的城邑，今天属彼，明天属此，这种情况哪里有固定的呢？即使是古代帝王的命令，也只是划定疆界，设立官吏，竖立标志，制定法令。即便如此，违犯者仍有刑罚，尚且不能做到完全统一。因此，虞舜时有三苗作乱，夏朝有观、扈二国叛乱，商朝有姺、邳二国作乱，周朝有徐、奄二国叛乱。自从没有了圣明的天子，诸侯各自发展，轮流主持盟会，边境的归属又怎么可能完全统一呢？

（因此）体恤大事，宽免小事，才足以成为盟主，又何必斤斤计较于郓地之争呢？疆域的得失，哪一个国家没有过？主持盟会的人，谁又能完全分辨清楚呢？

如果吴国和濮国发生争端，楚国的执政大臣难道会顾及与他们的盟约而不干预吗？莒国与鲁国的边境纠纷，楚国就不要过问了，这样诸侯就不用烦扰，不也可以吗？

莒国和鲁国争夺郓地，由来已久了。只要不严重危害到各自的国家社稷，就可以不必过分对抗。

去除烦扰，宽恕良善，没有人不会竞相努力。请您好好考虑一下吧！”

赵文子坚持为叔孙豹向楚国求情，楚国人最终同意了，于是赦免了叔孙豹。

解析：

事件的核心：

季武子伐莒取郓，违反了刚刚达成的弭兵之盟。

楚国欲杀鲁使叔孙豹以立威，实为展示霸权。

晋国赵文子力保叔孙豹，最终使其获释。

叔孙豹的“忠”与“贞”：

叔孙豹明知自己可能被杀，却拒绝行贿。他认为，若以个人行贿求免，会使鲁国成为众矢之的，这是对国家的背叛。

他撕帛为带，既是对索贿者的蔑视，也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气节。

他的行为完美诠释了“临患不忘国，思难不越官，图国忘死”的忠贞品格。

赵文子的“义”与政治智慧：

识人之明：赵文子从叔孙豹的行为中，看到了“忠、信、贞、义”四种美德，认为这样的人才值得保护。

高超的外交辞令：

他首先肯定叔孙豹的贤能，将其树立为榜样。

他提出“恤大舍小”的原则，主张盟主应关注大局，宽免小过，以争取人心。

他以历史为例，说明边境争端自古有之，难以完全杜绝，不应过分苛责。

他巧妙地反问：如果楚国自己遇到类似情况（吴、濮有衅），难道会遵守盟约而不干预吗？这使楚国难以自圆其说。

最后，他描绘了一幅“诸侯欣然归附”的美好图景，将赦免叔孙豹与楚国的霸业声望联系起来，极具说服力。

春秋政治的现实：

权臣当道：季武子擅自兴兵，反映了鲁国公室衰微、三桓专权的局面。

贿赂之风：乐桓子索贿，揭示了当时官场的腐败。

霸权政治：楚国欲杀使立威，体现了强权即公理的现实。

“礼”的作用：尽管礼崩乐坏，但“信”、“忠”、“义”等道德观念仍是维系国际秩序的重要纽带。叔孙豹的品德和赵文子的说辞，都建立在对“礼”的尊重之上。

总结：

这段文字是《左传》叙事艺术的典范。它通过一个具体的外交危机，展现了：

个人品德的力量：叔孙豹的忠贞不屈，使其在绝境中赢得了对手的尊重。

政治智慧的重要性：赵文子以理服人，以德服人，用高超的外交策略化解了危机，维护了晋国的影响力。

春秋外交的复杂性：在强权、利益、道德、历史传统之间，政治家需要做出精妙的平衡。

最终，叔孙豹因“德”而免，楚国因“理”而屈，赵文子因“智”而胜。这不仅是一次外交胜利，更是对“以德服人”这一儒家政治理念的早期实践和印证。